意    外
　　这个夏天，对于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21岁的女大学生汪敏来说，充满了不幸与悲痛。
　　7月21号清晨，汪敏的父亲在帮村里一户人家造房子时，不慎从近3米高的房顶摔下。由于当时才6点多钟，汪父又是一个人在房顶干活，因此事发后没有被马上发现。
　　过了好一会儿，房主的妻子和几个邻居才看见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汪父，急忙拨打电话报警并叫来急救车。可惜，由于伤势过重，汪父再也没能醒过来。
　　汪敏是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。这个暑假，她原本没打算回家，想留在学校里复习功课预备考研。可是，家人的电话却带给她这样一个噩耗。7月22号，小汪一路抹着眼泪回到了家。

　　求    助
　　在农村，村民建房时请同村人帮忙是很正常的事。可出了这样的祸事，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。汪家失去了亲人和主要劳动力，房主家则担心随之而来的高额赔偿。在镇政府随后组织的调解中，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。
　　汪敏的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，对法律一无所知，小汪只能强忍丧父的悲痛，作为家庭代表与对方交涉。对方的态度很强硬，说最多只愿意赔4万元钱，要么就上法院。
　　7月24日这天，双方在镇政府的安排下，又进行了一轮协商，结果还是不欢而散。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，汪敏无意中看到了一张《浙江法制报》。此时的她，就像突然看到了希望。她随即拨通了本报的热线电话，发出了求助的呼声。

　　现    场
　　7月26号，本报记者赶赴衢州。当记者拨通汪敏的手机时，女孩在电话那头哭了。她说，自己原本只是想试一试，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，还这么快。
　　到了廿里镇后，小汪带记者去看了她父亲出事的现场。
　　那是一幢尚未完工的3层小楼，典型的农村民房。汪敏指给记者看，她父亲就是从那楼顶失足摔下的。
　　记者在楼房周围转了几圈，没有发现任何施工安全保护设施。汪敏的舅舅说，农村造房子的确不太注意安全保护，如果当时有一顶安全帽，或者房子周围有些基本的保护设施，恐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。
　　汪敏告诉记者，出事后，房主搬去他弟弟家住了，家里只留下了70多岁的老父亲。
　　汪敏的情绪很不好。她说，镇政府已经出面调解了七八次，但都没有结果。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存在很大差距。对方只愿意出4万元，而汪家的要求却是13万元。由于谈不拢，汪家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过一分钱。
　　“我家里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，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现在他去世了，今后家里就更困难了。我母亲的生活费和我的学费都成了问题。现在出事都好几天了，家里连父亲的后事都还没办呢。”汪敏忧愁地说。
　　汪敏说，她也考虑过打官司，可是又担心无力承担相应的费用。她很无奈地表示，如果赔偿问题还不能尽快解决，她打算同意一些亲戚的意见，走最后一条路，就是和亲戚们去对方家里闹，给对方施压。
　　记者急忙否定了她的这个想法，并告诉她，如果确有困难，可以申请法律援助，千万不能用极端和违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
　　记者约她第二天一起去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试试。汪敏想了一下，同意了。

　　援    助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记者拨通了衢江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爱兰的电话。陈主任听完了事情经过，表示汪敏的情况应该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。她建议记者带汪敏去援助中心作进一步的咨询。
　　在法律援助中心，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汪敏。听完了女孩的诉说，大家一面表示同情，一面给她进行法律方面的分析和讲解。
　　工作人员告诉汪敏，对于这样的人身伤害事故，国家有相应的赔偿标准。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，由于双方在赔偿数额上的心理差距比较大，因此通过调解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，最终很可能还是要走上法庭。
　　汪敏说出了自己的担心：一是担心承担不了官司费用，二是担心案件拖太久会影响自己的学业。不过，她的担心很快被工作人员的回答一一化解了：法律援助不需要任何费用，只要符合条件并且按规定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、办理相应的手续就可以了；一旦办理了法律援助，案子就可以交给代理律师全权处理，她完全可以安心学习。
　　汪敏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又问了不少问题，工作人员都给予了详细的解答。末了，工作人员对她说，任何解决方法都不是万能和一劳永逸的，但是相信法律通常是最理性的选择，援助中心一定会认真负责地帮助她。
　　汪敏说，她以前并不知道法律援助这回事，但现在，她很愿意接受记者的建议，选择通过法律援助来为自己和家人维权。她说，自己回去后就准备材料，申请法律援助。同时她还要劝阻家人，不去对方家闹事，而是要相信法律。
　　离开援助中心后，汪敏对记者再三表示感谢。她说，虽然父亲的去世令她很悲痛，赔偿迟迟没有结果让她很焦急，但有这么多好心人在帮助她，她相信事情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。
　　对于汪敏的决定，记者觉得特别欣慰，希望她和她的家庭能早日走出困境。同时，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。